另一方面，孟德斯鸠还注重对历史事例的评述，以此来提炼法理。

在这个法治系统工程中，形成了要素齐备、结构完整、层次分明、连接顺畅和运行有序的法治秩序。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作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其制度表征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即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形成，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委政法委要明确职能定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2021年初，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明确规定：到2025年，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备，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日益健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司法权运行机制更加科学有效，法治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党内法规体系更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并没有法治轨道的政策表述，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以往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完善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内涵的不断补充和发展，在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属性的同时，又突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该决定还强调：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化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力量结构、政策制度等方面改革，加快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它意味着作为个体的人成为了世界的核心和被关注的焦点。

从这也可以看出两位思想家是从类似的前提出发，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当然，这不意味要以存在即合理的立场去证成所有实践做法，更不意味着社会实践中暂时的、流动的规范性可以完全取代薄且普遍的规范性基础而独立成就某种体系性的法哲学。作为哲学的重要分支，法哲学一直以引导人们在法律实践中如何行事为核心诉求，因此规范或者规范性问题就是不同法哲学流派都必须面对的主题。如福柯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根基并不是那么均质而稳固，到处存在着差异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它通过一定程序的自我指涉性，比如平等协商，可以推导出伦理问题的答案。本文在一个广义的法哲学语境下（包含社会理论）对哈贝马斯与福柯之间的分歧、争议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构建了一个交往理性观与情境主义之间的虚拟对话。

它应该是在某种薄规范性基础上的比较开放的体系，同时兼顾哈贝马斯所坚持的现代性的本质意义，和福柯所揭示的动态的权力实践所带来的各种冲击。迈向综合视角的社会?法律理论 过往的法哲学研究虽然对于哈贝马斯的理论讨论较多，但对福柯的思想则有意无意地忽略，对二人之间的争论也没能给予足够关注。正是因为看到了在可变性问题上的近似立场，所以马修·金主张他们两者有关规范性的观点并不互相抵触。对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福柯旨在以解构为基调，要通过揭示的方法来破坏以前的理论。

但本文认为，这些既有研究并没有深刻揭示他们之间的争议对法哲学研究的意义。在社会理论领域，这种低的普遍性即意味着薄社会中的普遍性，一些主流社会理论学说也将其称为祛除同一性的普遍性。哈贝马斯像前者一样认为‘通过合法律性而获得合法性是一个事实，但同时像后者一样认为这个事实也是一个问题，应该作为研究和重构的起点。综上所述，哈贝马斯与福柯之间的争议节点表现为对话语权力等概念的不同理解。

换言之，以可普遍化的语用学为核心的程序原则为社会、政治和法律理论仅仅提供了非基础性的普遍主义。由于这种机制的简单化和功利化，金钱和权力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力量。

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批判较为明确和直接：谱系学的历史研究处理了这样一个目标领域，在其中，权力理论把纠缠于生活世界背景中的所有交往行动的轨迹都抹去了，他由此认为福柯的各种政治论断都是专断的、偏见式的批判，并不能给出一个规范性的基础。作为底线的法律必须是立足于普遍共识的低要求。

另一方面，他也主张交往理性是一种集合式的实践理性观，经验的、技术的、慎思的、伦理的、道德的、法律的理由都会包含其中，都可以是理性的商谈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文所述，哈贝马斯对福柯最猛烈的批评也在于认为他的各种结论过于武断，不具备一致的规范性基础。一方面，他主张现代社会的法律不过是被权力塑造的、伪装成真理的一种话语。福柯经常提及的是正常的（normal）。本文对此不做过多讨论，只是试图展示哈贝马斯法律规范性理论的各个方面，以期在对比中呈现与福柯观点的异同。规范性问题指向做什么才是对的这一命题，因此它必然与价值正义真理应然等概念相通。

当然，法律实证主义各派理论对规范性问题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总之，如果说哈贝马斯继承了康德法哲学的普遍主义立场，强调一致性。

例如在凯尔森（Hans Kelsen）的纯粹法学说中，他将价值与规范做了明确的区分，两者虽然都指向应然性，但彼此不可通约。意思是说，虽然在现代社会中，经过祛魅化，神的光辉不再闪耀，但是作为主体的人也没有办法完全成为一个超验性的中心角色，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经验的，无法成为超验之主体。

他读过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之后曾说：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那时候已经打开了通道。比如理性作为一个主流的、被归类为正常的话语/知识，就是建立在对疯癫等话语/知识的挤压基础上才得以确立。

甚至可以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不同法哲学传统之间的根本区别。（二）福柯对现代社会中法之规范性基础的流动性认知 福柯对规范性基础的回答则看似有些模糊。这种理性意识形态并不具备所谓的基础性价值，以其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更是空中楼阁。在他看来，福柯的各种分析之间缺乏能够将其贯穿起来的一致性立场，因而陷入了无可避免的相对主义，变成了一种隐藏了规范的分析和论断。

通过研习福柯的社会理论可知，法哲学理论的建构不能只依循传统套路，仅仅在一个人性假设基础上展开逻辑演绎，这依然是将法律的规范性放置于真空的一种做法。一方面，对于人们日常实践中存在的权力（不平等）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是破坏理想言谈情境的重要因素，因此是消极的，应当尽量排除。

但与哈贝马斯相反，这一概念在福柯的理论中通常带有否定和负面的色彩，它意味着对于非正常的排挤和压迫。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需要人们从其自身寻找改良的方案。

一直以来，哈贝马斯虽然也反对各种形式的本质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也持相对主义立场。而在法哲学领域，这种观点通常也被看作是一种‘薄的法治观。

第三，它在外延上甚至要大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学科。他的这一理论由此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区别于本质主义的建构的普遍主义，或者对话普遍主义。这是法治最不应该有的状态。但正如他所说，只有新的权力的出现才能打破现有的权力体系。

而福柯则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深刻揭示这些现代社会基础性概念的本来面目。……权力作为容纳它们得以生效的各种战略框架，这些战略框架的总体设计或制度结晶体现为国家机构、法律的制定和各种社会霸权。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如下：理性话语以及商谈民主这几个概念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都被赋予了一种规范性、应然性的意味。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讨论了边沁在19世纪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的圆形监狱，并进一步将其扩展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因此，哈贝马斯提倡的交往理性与传统的工具理性所对应的主体观是不同的。这种底层的普遍性规范来自他所主张的普遍语用学立场，这与他从人类语言行动当中发掘的交往理性观一以贯之。